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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华教授涉贪冤案撤诉 妻子:这2年世界观几乎崩塌大公网社会新闻

2018年10月10日22时47分28秒| 发布者: 新之| 查看: 2135| 评论: 0

清华教授涉贪冤案撤诉妻子:这年世界观几乎崩塌大公网社会新闻《中 ...

清华教授涉贪冤案撤诉 妻子:这2年世界观几乎崩塌大公网社会新闻 2018-10-09 13:13:49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:有企业愿意应用科研成果,不也是一件好事吗?

付林:这里就要谈到科研风险的问题。

年月日,付林因涉嫌贪污被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刑事拘留,同年月日因涉嫌犯挪用公款罪被逮捕,年月日海淀区法院正式立案,但通常为期个月的审理期限被一再延长。年月日,经海淀区人民法院批准决定,付林被取保候审。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:被指控涉嫌经济犯罪的这段经历,给你和你的家庭带来哪些改变?有哪些得与失?

付林: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,是我自始至终的目的,但选择合作企业需要慎重,因为科研视角与资本视角是不同的。作为科研工作者,我们走的是技术路线,而资本在乎利润。如果遇到不良资本,它为了利润最大化,甚至会影响技术路线。资本的路线只有利弊之分,但技术的路线却有对错之分,真正的科学家必须坚持走正确的路线。

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专利保护。为什么企业不愿与学校合作,不愿承担科研风险?这里就有专利保护不力的因素。如果专利审核不严,一家企业获得的成果,他人窃取并稍加修改后也能申请专利,利润因此就被瓜分,那企业为什么还要支持科研?既然要让企业承担科研风险,就要保证风险之后能够获得回报。

此外,企业和学校、科研人员要形成配合,优化科研成果转化的环境。

但在中国,很多机构并不愿意分担科研风险,风险大多落到科研人员头上。这一点充分体现在我自己的科研经历中。

如何改变&ldqo;论文比成果转化更可靠&dqo;的现象

付林:这段经历对科研和工程建设是有直接损失的。在羁押的近两年时间,我无法从事任何科研活动,包括参与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评审答辩。我失去自由之前就已经启动的一些项目,工程进度受影响,直接造成经济和社会损失,加上一些工程惯性,收拾残局又还要多花一两年时间。

付林:我从事应用型研究,做的项目规模都很大,几亿元都是小项目,大项目涉及资金上百亿元。有人猜想,即使从中抽成百分之一,我们团队从一个项目中就能盈利上亿元。但中国有自己的实情,可研(可行性研究)设计人员从中获得回报的比例是很小的。即使与一个大型项目签订技术咨询合同,我们团队的收入可能也就万元。

最初的一份起诉书显示,付林涉案总金额可达亿元级别。年月日出版的《中国经济周刊》刊发《清华教授付林科研经费案追踪》一文,曾对案件进行报道。

月日,付林和曲燕在清华园接受了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的专访。在个多小时的对话中,付林谈到了冤案给他个人带来的改变和影响,更多的时间谈到了他对科研转化制度的深入思考。当谈及牢狱之灾给家庭带来的巨大变故时,付林的妻子曲燕声泪俱下。

曲燕:是的,经过这两年,我觉得我的世界观都崩塌了。

曲燕:是的,经过这两年,我觉得我的世界观都崩塌了。

但在中国,很多机构并不愿意分担科研风险,风险大多落到科研人员头上。这一点充分体现在我自己的科研经历中。

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付林是国内清洁供热领域专家,也是北京市科委《利用电厂循环水余热的供热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》课题的总负责人。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上播放的一段短片上,付林的&ldqo;全热回收的天然气高效清洁供热技术&dqo;代表中国入选了这次大会上的环保新技术展示。

付林:对我们来说,清白是最重要的,其他的事情都还没有考虑。

曲燕:是的,经过这两年,我觉得我的世界观都崩塌了。

曲燕:是的,经过这两年,我觉得我的世界观都崩塌了。

此外,这段经历给我们家庭造成的伤害是无法挽回的,无论是对于我的父母、妻子,还是孩子……而我最要感谢的就是妻子,这期间所有的压力都是她独自承受。

付林: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,是我自始至终的目的,但选择合作企业需要慎重,因为科研视角与资本视角是不同的。作为科研工作者,我们走的是技术路线,而资本在乎利润。如果遇到不良资本,它为了利润最大化,甚至会影响技术路线。资本的路线只有利弊之分,但技术的路线却有对错之分,真正的科学家必须坚持走正确的路线。

不能让技术被不良资本垄断

年月日,付林因涉嫌贪污被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刑事拘留,同年月日因涉嫌犯挪用公款罪被逮捕,年月日海淀区法院正式立案,但通常为期个月的审理期限被一再延长。年月日,经海淀区人民法院批准决定,付林被取保候审。

付林:我从事应用型研究,做的项目规模都很大,几亿元都是小项目,大项目涉及资金上百亿元。有人猜想,即使从中抽成百分之一,我们团队从一个项目中就能盈利上亿元。但中国有自己的实情,可研(可行性研究)设计人员从中获得回报的比例是很小的。即使与一个大型项目签订技术咨询合同,我们团队的收入可能也就万元。

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付林是国内清洁供热领域专家,也是北京市科委《利用电厂循环水余热的供热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》课题的总负责人。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上播放的一段短片上,付林的&ldqo;全热回收的天然气高效清洁供热技术&dqo;代表中国入选了这次大会上的环保新技术展示。

另一方面,过去从媒体或者其他途径,我也会看到一些关于社会的负面消息,但怀着一种自然而然的乐观,认为世界会自己治愈自己,无理由地相信情况总会变好。但现在看到一些报道,其中那些遭受不幸的当事人,虽然我不一定能具体帮到什么,但会感同身受,产生很强烈的同情心,然后去关注事件,并且思考社会怎样才能变好。

付林妻子:这两年间,我的世界观几乎崩塌了

这跟国际标准不一样。国外认为,出点子是很有价值的劳动。完成一个建筑物,支付给设计师团队的费用能占到总额的相当一部分比例。其实可研设计方案往往是一个工程的核心部分,这也体现了对于知识的不同态度。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:有企业愿意应用科研成果,不也是一件好事吗?

我一直坚信付林是完全清白的,无辜蒙受这样的苦难,心中无比愤恨。虽然我知道,遭受不白之冤也是由于各种因素,包括现实社会的一些客观因素。但有些感觉很糟糕,很多时候你明明处于一场斗争中,却不知对手在哪里……你明明心头有仇恨,却不知道该恨谁……好在一切都过去了。

我对科研有自己的想法,衡量一项科研活动是否结束,不仅要得出一套理论,诞生论文,还必须让理论在实践中得到应用,验证理论的科学性。在工科领域尤其是这样,否则科研任务就不算完成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从一开始,我就使自己的工作朝着科研成果转化的方向发展。即使后来遭遇了挫折,也从未后悔过,再有一次选择,我也仍会走这条道路。

我对科研有自己的想法,衡量一项科研活动是否结束,不仅要得出一套理论,诞生论文,还必须让理论在实践中得到应用,验证理论的科学性。在工科领域尤其是这样,否则科研任务就不算完成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从一开始,我就使自己的工作朝着科研成果转化的方向发展。即使后来遭遇了挫折,也从未后悔过,再有一次选择,我也仍会走这条道路。

另一方面,过去从媒体或者其他途径,我也会看到一些关于社会的负面消息,但怀着一种自然而然的乐观,认为世界会自己治愈自己,无理由地相信情况总会变好。但现在看到一些报道,其中那些遭受不幸的当事人,虽然我不一定能具体帮到什么,但会感同身受,产生很强烈的同情心,然后去关注事件,并且思考社会怎样才能变好。

我过去一心科研,但失去人身自由后,开始从社会层面思考一些问题。在这个案例中,亿元的差价意味着更多的利润,这就会导致企业与科研工作者的矛盾。后来导致我失去自由的一些所谓举报,是否就有这样一些社会因素掺杂其中呢?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:有企业愿意应用科研成果,不也是一件好事吗?

我对科研有自己的想法,衡量一项科研活动是否结束,不仅要得出一套理论,诞生论文,还必须让理论在实践中得到应用,验证理论的科学性。在工科领域尤其是这样,否则科研任务就不算完成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从一开始,我就使自己的工作朝着科研成果转化的方向发展。即使后来遭遇了挫折,也从未后悔过,再有一次选择,我也仍会走这条道路。

我们在实践中有过一个案例。与某企业、地方政府合作的一个项目,根据我们的技术路线,项目只需要投资亿多元。但企业改变方案,使得工程造价高达亿元。我们坚决抵制,并向政府反映,强烈要求回到正确的技术路线上。所以与企业合作要慎重,更不能让技术被个别不良资本所垄断。

不能让技术被不良资本垄断

付林妻子:这两年间,我的世界观几乎崩塌了

上百亿的项目,技术咨询价格也就万

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专利保护。为什么企业不愿与学校合作,不愿承担科研风险?这里就有专利保护不力的因素。如果专利审核不严,一家企业获得的成果,他人窃取并稍加修改后也能申请专利,利润因此就被瓜分,那企业为什么还要支持科研?既然要让企业承担科研风险,就要保证风险之后能够获得回报。

月日,付林和曲燕在清华园接受了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的专访。在个多小时的对话中,付林谈到了冤案给他个人带来的改变和影响,更多的时间谈到了他对科研转化制度的深入思考。当谈及牢狱之灾给家庭带来的巨大变故时,付林的妻子曲燕声泪俱下。

付林:总的来说,科研环境,包括促进成果转化的环境,现在是越来越好了。

付林收到的()京刑初号裁定书显示,海淀区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付林犯贪污罪、挪用公款罪,于年月日向海淀区法院提起公诉。诉讼过程中海淀区检察院于年月日决定对被告人付林撤回起诉。海淀区法院认为,海淀区检察院要求撤回起诉,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,裁定允许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撤诉。

付林:我过去的视野可能局限在科研领域,现在看世界的视角更加宽阔了。比如我刚才所说的,在考虑问题时会看到一些社会因素,一些技术问题的背后也可能是社会问题。再比如说,失去自由以前,也经常有媒体就专业领域的问题采访我,但我总感觉意义不大,不如把精力放在科研上。但在我的案件处理过程中,我能理解一些新闻媒体的存在对于社会的积极意义,现在记者提出专业领域的采访要求,我就配合多了。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:被指控涉嫌经济犯罪的这段经历,给你和你的家庭带来哪些改变?有哪些得与失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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